从去年下半年以来，一场规模空前的能源危机席卷全球。一些国家出现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等能源短缺，而电力、汽油、柴油等价格则出现上涨。在生产上，一些上游行业被按下了“暂停键”，并传导至下游行业，“出货慢”“产量少”成为常态。在生活上，一些工业品领域出现了价格上涨，并传导至消费品领域，居民消费支出上升成为趋势。那么，是什么造成了这场能源危机？

从表面看，这场能源危机的产生暴露出以下三方面问题：

其一，历史欠账太多。近年来，破纪录的暴雨、洪涝、高温、干旱、台风、寒潮等极端气候事件频频“造访”全球各地，破坏了能源供求平衡。一方面，热浪、寒潮等推高了对电和燃气等需求；另一方面，暴雨、洪涝等导致煤炭减产，干旱、风力减少等使得水电和风电发电量下降。为什么以往“百年一遇”“千年一遇”的极端气候事件如今变得寻常了？关键在于地球变暖了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表明，地球每升温1℃，就能吸走7%的水蒸气并在日后形成极端降雨，就能将极端热浪的发生概率提高9.4倍。当然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地球变暖也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严重透支了全球能源与环境，必须承担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历史责任。

其二，空头支票太多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还表明，1970年以来的50年，全球地表温度上升的速度比过去2000年内的任何50年都更快。换言之，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不但没有得到遏制，而且还在加快。究其原因，在推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，“说得多、做得少”的现象普遍存在。比如，美国新一届政府提出2035年实现无碳发电、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，但至今没有提出大规模关停煤电、气电项目以及成倍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具体方案。

其三，青黄不接太多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近几十年来，全球能源市场一直处于周期性波动之中。当然，这次的全球能源危机不同以往，是各国推进能源转型过程中爆发的重大危机。究其原因，在推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，“先破后立”的现象普遍存在。一些国家终止了对传统能源项目的投资或改造，关停了煤电、气电、核电项目，而把清洁能源项目的“宝”过多地压在风能和太阳能上，但相关领域的投资和技术又没有及时跟上。比如，德国宣布2022年关闭所有核电站，2038年全面停用煤电并关闭所有燃煤电厂，但其寄予厚望的风能、太阳能项目投资并没有及时到位，相应的储能技术也没有实现突破，未能解决好清洁能源发电的“季节性”“间歇性”等问题。

从深层次看，这场能源危机背后体现了全球能源结构面临重大转型。事实上，各国已经意识到能源转型的重要性。早在1992年，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确立了全面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公约，建立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合作框架。1997年，《京都议定书》进一步提出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和期限，加强了减排行动的约束力。2015年，《巴黎决议》设定了“碳达峰”“净零排放”等目标，明确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化责任。

目前，各国已经走上了能源转型之路。其中，美国在“能源独立”前提下推动能源清洁化，并在风能、太阳能、生物燃料、储能技术、建筑节能技术、输电技术、碳捕集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进展。欧盟提出雄心勃勃的碳减排目标，构建了包括碳排放交易、碳税等在内的政策体系。日本发挥出能源技术优势，提出建设“氢能社会”的目标愿景。中国则提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，推进了节能减排，并成为全球水电、风电、光电的第一大装机国，以及光伏装备的第一大生产国。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《2021年全球能源投资报告》，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在全球新增发电投资中占比已达70%，其中风电、光电的每单位投资的产电量已达十年前的四倍以上。

必须指出的是，疫情因素加快了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倒逼。受新冠疫情影响，不少能源供给国开工率偏低，全球供应链效率下降，运输成本大幅上升，全球能源供给不足。而随着全球经济复苏，对能源的需求却在不断扩大，从而加重了全球能源供给紧缺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严重依赖化石能源、可再生能源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。

综上所述，这场全球能源危机不是一只“黑天鹅”，而是一头“灰犀牛”，其影响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期。应对这头“灰犀牛”的关键，在于各国切实承担起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”。对发达国家来说，既要承担历史责任，也要承担现实责任。所谓现实责任，是指发展中国家消耗的能源、排放的碳的相当一部分，对应的产品最终通过贸易的方式出口到了发达国家，以满足其高碳生活方式。发达国家承担责任的途径在于转变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，兑现向发展中国家的出资承诺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低碳技术，等等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既要承担“区别责任”，也要承担“共同责任”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摆脱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迷信，通过大力发展生态农业、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，全面实现经济生态化，进而探索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。

原标题：全球能源危机暴露“三多”，倒逼能源结构加快转型